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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彩票现金记录」「原创」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民工荒”

时间:2020-01-11 12:40:30 来源: 拉卜新闻 文章热度:3188 次

「全民彩票现金记录」「原创」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民工荒”

全民彩票现金记录,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

【内容提要】前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和近月来的“用工荒”,均由农民工供需失衡造成的价格下降所致,是农民工劳动力要素市场自发调节的周期性结果。本文在价格成因变化的分析中发现,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正在发生变化,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和“90后”正逐渐成为企业用工的主体,这个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的一个机会成本,导致其劳动供给减少。“用工荒”是推动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内生动力,是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上升拉力,是促进城镇化的一个市场推力。年复一年的“春节民工潮”的轮回和“用工荒”的出现,无形之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用工价格集体协商谈判的一个自发有效形式,成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市场机制。面对“用工荒”,政府应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长期内,还应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

【关 键 词】民工荒 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市场定价 劳动供给 增长方式转变

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国农民工失业约2500万人,而2010年,在经济刺激计划还没有完全退出的背景下却突然出现“用工荒”,且“缺工”现象逐渐从珠三角和长三角沿海发达地区正向内地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蔓延,如湖北、安徽和河南等,其势头已经超过前几年曾出现过的“民工荒”,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诸如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人数高达40-70%。

仅仅一年的时间,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失业和缺工的一次逆转。如何解释、评价和应对突然而至的“用工荒”?

一、“用工荒”的出现是市场逻辑的结果

1.农民工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供需失衡导致价格失衡

“用工荒”的出现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无论是去年的大面积失业,还是今年的大规模“用工荒”,都是市场价格的结果。“用工荒”的出现,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造成的。

经济学假定,在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汇处形成,这个均衡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在中国诸多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农民工市场是一个竞争最充分的市场:从企业层面,全世界工会密度最低的农民工群体根本无力对抗企业主;从市场层面,一盘散沙的农民工任由市场摆布;因此,农民工市场是劳动力要素市场中垄断因素最小、竞争最充分、市场机制最完美的市场。

农民工价格之所以低廉,是长期以来农民工供给大于需求的结果: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农民工仅为657万,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2135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44亿,2009年3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结果已上升到2.25亿人;农民工占总人口比重在上述4个时点上呈快速跳跃式膨胀趋势(见图1)。由此看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出口产品竞争力之所以战无不胜、外汇储备规模之所以位居世界之首,甚至“双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和“四高”(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等均离不开廉价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是廉价劳动力的结果,没有廉价的农民工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例与往年相比增长6%;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就地创业和家里有事等。其中,在准备外出务工人员中,74%的人员准备回原企业上班;不准备回原企业上班的主要原因有: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没发展前途占14%,学不到技术占1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项调查显示,就工资增长预期来说,企业主认为2010年平均工资收入将比2009年实际工资收入增长9%,而打算继续外出务工人员的预期则高达14%,就是说,务工人员的工资增长预期比企业主高出5个百分点。

2.“用工荒”是农民工价格自发调节的市场现象,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周期性结果

发达地区用工需求较大,工资水平较高,农民工比较集中,例如,多年来,仅广东省就几乎集中了全国农民工的15%-20%左右;较高的价格导致农民工蜂拥而至,流入过多,反过来对其市场价格增幅具有压低的倾向,例如,2009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1455元,与第二季度相比,增幅仅为2.5%;中部地区为1389元,增幅是3.2%;西部地区1382元,增幅高达4.3%。由于用工价格增长在三个“台阶”中开始出现失衡趋势,农民工外出务工便出现此消彼长的状况,这个苗头早在2009年1-9月便已出现:2009年9月底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增长4.7%,占全部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18.9%,比6月底上升了0.7%,成为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增长最快的地区,所以,1-9月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务工的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而相比之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09年6月底务工的劳动力比3月底下降1.2%;到9月底,珠三角务工的劳动力比6月底再下降1.4%;虽然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比6月底增长0.6%,但还未恢复到3月底的水平。就是说,在2009年前9个月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农民工总体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却在直线减少,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却不断加快,农民工的供给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已经显现,特别是向西部地区的转移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这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价格台阶”中农民工供给情况此消彼长的基本图景:农民工向价格增幅稍高的台阶自发流动,价格增长较低的东部地区便出现“用工荒”;东部地区农民工的供给减少之后,其价格会自动反弹,于是,农民工的流入便开始增加;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还会再次导致价格增幅向下波动,于是,新一轮的“用工荒”便又出现。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用工市场价格自发调节的结果,是“民工荒”的周期性特点,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市场规律,这个规律最终将导致价格自动恢复到均衡价格水平。但是,价格恢复是有“时滞”的,“用工荒”便是这个“时滞”的表现。

二、农民工价格成因变化分析

1.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开始发生变化

从农民工的“价格结构”上看,在以往的务工价格中,其机会成本非常小。但近年来,异地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尤其是2009年,抗击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措施的实施,一系列惠农举措和社保新政的出台等,都骤然提高了农民工外出异地打工的机会成本,使农民工对其现行市场价格低估,其货币价值打了折扣,没有达到农民工供方的预期价格,于是便减少了其劳动供给,出现了“用工荒”。下面以2009年6月末数据为例,具体分析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民工机会成本上升的成因:

——从工资性收入上看,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加大了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使农村本地务工所得人均增长8.6%,而外出进城务工收入仅增长7.7%;

——从家庭经营收入看,由于农村受金融危机影响小于城镇,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人均增长5.5%,而城镇经营净收入增长仅为3.9%;

——从财产性收入看,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例如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增加,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租金等收入均有所增加,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9.9%,略高于城镇的9.1%;

——从转移性现金收入看,由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构成的惠农政策力度加大之后,农民的转移性现金收入大幅增加,尤其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新农合覆盖面已基本达到应保尽保,报销医疗费比例和低保费均增有所幅长,养老金和救灾款增加幅度较大。所有这些,使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31.4%,远远高于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9.1%的增长;

——从社保预期看,2009年8月中央政府出台农村养老保障新政即“新农保”政策,两级财政补贴式的养老制度特征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社保预期,而农村流动人口外出打工参加城镇社保的门槛居高不下,城镇制度没有任何变化。即使2010年1月实施养老关系转续办法之后也并没有降低农民工参保的门槛。换言之,农村社保新政的不断出台和社保制度不断完善的向好预期在客观上也是提高农民离乡外出打工机会成本的一个因素。

2.“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的一个机会成本,导致价格含义发生较大变化

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父辈之间,他们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重大差别源自于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观念的较大转变。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他们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其父辈,其主要表现之一在于对休闲娱乐和生活态度的价值观上。2010年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指出要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他们已占农民工群体的60%以上,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求职的绝对主体,在东莞甚至占近9成,年龄30岁以上的仅占9%;在佛山占7成,40-50年龄段的仅占1成;在江门占8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十分明显,即受教育程度高,可塑性强,学习能力强,创新能力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完全城市化,对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追求较高,追求个性独立和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更加珍惜个人价值和崇尚自由,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不愿做城市的“过客”,试图融入城市的潜意识更加强烈,同时,他们几乎没有种过地,甚至很多人就出生在其父辈打工的城镇居住地,工作耐受力远不如他们父辈,出门务工的意愿低下。在他们眼里,其父辈们每月拿到的工资是不平等的“裸工资”,与城镇职工相比,缺少同等的诸如医疗、养老等各种福利特权和子女受教育特权,更没有逸乐休闲。于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眼里,务工所得被低估,“裸工资”具有机会成本,那就是休闲逸乐及其有品质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们观念中,休闲娱乐的价值要大大高估于其父辈,于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机会成本高于其父辈。

由此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其父辈农民工相比是两条平行的曲线:在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的同等情况下,两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是不同的。由于父辈农民工的机会成本较小,甚至基本不存在,其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将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一直向右上方延伸,即他们的替代效应在较长时期内大于其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将在较长时期内会随着工资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受的教育多于其父辈,其闲暇作为机会成本在其价值观中是存在的,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整体向左移动的,与右侧父辈的劳动供给曲线平行,两代人的这两条曲线之间的“间距”实际就是闲暇娱乐的价格。

“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娱乐是有“价格”的,这个价格(即这个间距)加上其父辈的“裸工资”(即父辈的供给曲线),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价格(即新生代的劳动供给曲线);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的“初始状态”天然地位于其父辈曲线的左侧,其“工资起点”天生就高于其父辈的工资起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效应已大于替代效应,更不意味着新生代的劳动供给曲线将提前向后弯曲,恰恰相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目前工资水平下,其劳动供给的增加也将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其向后弯曲的那个“点”很可能要“迟”于其父辈,因为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要求高于其父辈。

图2:中国两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和价格的比较

奇特现象?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也是市场价格规律的结果。2009年6月末的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在岗职工月均工资2440元,比2008年同期增加了279元,平均增长12.9%。相比之下,公务员增长15.1%,事业单位职工增长14.7%,高于全国平均12.9%的水平,而企业职工平均增长11.9%,低于平均水平。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工资水平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结果,平均增幅为进入21世纪以来最低,与2008年相比,已经回落了5.1个百分点。否则会更高。正是由于价格的原因,才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于是,国家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几千个大学生报考一个职位的情况便司空见惯。

那么,为什么大学生供给大于需求,却没有压低机关和事业等公共部门的价格?答案很简单,因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定价机制”不同,中外概莫能外,例如,法国和瑞典也是典型的案例。公共部门的价格不是“市场价格”,而是“政策价格”,公共部门的价格带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其工资增长据有相当的刚性,一般是“盯住”社会平均工资指数。例如2009年机关工资调整和津补贴规范开始逐步兑现等,于是,在不同的“定价机制”下,大学生的“过度供给”(指相对于国家机关的需求)并不能像农民工市场那样在较短时期内会自动压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价格,所以,大学生就业难短期内将难以缓解。

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和社会现象,但其所反映的本质是一样的。

三、“用工荒”的意义及其应对措施

1.正确理解“用工荒”的潜在意义

“用工荒”大多发生在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口较大的主要是普工,而且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多发生在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净利润大多只有3%到5%,“用工荒”将导致推高其用工成本,本来十分微薄的利润将被“吃掉”相当一部分,对这些企业和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甚至是一个沉重打击。这预示着,人口优势的丧失、人力成本的增加、廉价农民工时代的终结,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如何看待“用工荒”?笔者认为,这是市场的法则,也是经济的进步;是增长的危机,也是发展的必然;是前行的挑战,也是转型的机遇。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要认识和利用“用工荒”的进步、必然和机遇,积极疏导,而不应采取盲目的消极态度。

第一,“用工荒”对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内生动力。转变增长方式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共识,对金融危机和庞大外储的热议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其紧迫性。此时出现的“用工荒”充分显示,增长方式转变不仅是政府提出的一个高屋建瓴的发展战略,也是要素市场提出的一个发展要求。在过去,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更多地来自用工成本的低廉,而较少地来自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等因素。用工成本的提高,必然导致产品国内价格的提高。在“名义汇率”给定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上升,出口优势开始下降。无论是产品国内价格提高导致的“实际汇率”升值,还是“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的“实际汇率”升值,其结果是相同的。由于“实际汇率”的升值,丧失出口竞争力的企业必然更多地眼睛向内看。这意味着贸易顺差的减少和国际收支向着平衡方向的转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名义汇率”升值一直比较缓慢,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不足。但是,不管汇率政策如何,中国不可能永远靠廉价劳动力驱动出口和获取外汇;由廉价劳动力换取的竞争力注定是难以持续的。可持续竞争力的获取必需来自技术进步和高附加值的自主创新。用工成本的上升将会迫使企业改善产品成本结构和企业成本结构,而这种改变将有利于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摆脱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路径依赖,有利于纠正要素价格的扭曲。换句话说,“用工荒”导致必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对于应该通过物价上涨抑或“名义汇率”升值实现实际汇率升值的问题置而不论,不争的事实是:“用工荒”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一种内生动力。

第二,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是一个市场推力。工业化是增长的必由之路,而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既互为条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如果工业化速度较快,而城镇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城市病”,反之亦然,如一些拉美国家等,由此,城镇化与现代化不协调导致的“城市病”现象常常被描述为“拉美化”。“城市病”的牺牲品是“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升将有助于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和克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失调,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的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社会凝聚和社会融合,以促进城镇化的步伐跟上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促进由“国强民富”向“民富国强”转型。

第三,“用工荒”对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上升拉力。近期内,用工成本上涨显然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的门槛,对其造成的冲击较大。但长期内,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型。此外,“用工荒”作为一个拉力,可以促使企业主转变观念,顺应潮流,服从市场,超越自我,迫使其从廉价成本型的产品竞争力向自主创新型的企业竞争力转变,拉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拉动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和不断升级。

2.“用工荒”是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增长机制

第一,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势在必行,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有效的市场结果。如果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偏低是其供求失衡的市场结果,那么,任何用非市场手段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作用有限,难以奏效,且适得其反,比如,采取提高最低工资制的办法不仅远水不解近渴,因为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较大,而且,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底线会产生其他副作用,甚至会明显扭曲市场价格。提高农民工平均工资的有效手段将仍是采取市场的办法。尽快实行增长方式转变在客观上会促进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可将之视为一个有效的市场手段。企业向内看的结果自然会提高企业门槛,提高用工成本。所以,就“用工荒”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而言,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福音,也是一个市场结果。

第二,年复一年的“春节民工潮”的“轮回”,其作用相当于一年一次的集体协商谈判。每年春节前返乡过年和春节后进城务工,既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传统,客观上也成为每年一次的农民工是与企业主讨价还价的一个“集体协商行动”,这个“非组织化”的集体谈判无形之中就相当于一个“年度定价机制”:如果此时出现“用工荒”,对农民工市场价格就将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如果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内地扩散,就将成为全国范围内农民工重新定价的一个市场机制。这个定价机制是市场自发的结果,与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工会集体谈判进行定价相比,工会谈判定价对劳动的“名义价格”具有强化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市场均衡价格的扭曲,甚至常常导致工会与雇主私下里签订“隐含合同”,扭曲市场价格,降低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灵活性,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严重对峙,社会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失业待遇水平逐年提高,最终成为财政的一个负担。从周期性和季节性等特征看,“春节民工潮”似乎很像日本的“春斗”,但却有本质区别,日本的“春斗”是组织化程度相当高、由工会发起并组织、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集体工资谈判。与这些发达国家的集体谈判相比,“春节民工潮”这个年度“谈判定价机制”是市场自发势力的结果,其结果虽然相当于全国农民工每年签订一次“新合同”,但却全然不会出现类似发达国家工会集体谈判下导致的市场僵化和“隐含合同”等弊端,也不会出现社会群体事件,恰恰相反,它所体现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弹性。

鉴于此,年复一年的“春节民工潮”的“轮回”和“用工荒”的偶然出现,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自发的农民工价格集体协商的有效形式和工资调节机制,既有利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又有利于农民工失业率的降低。

3.积极应对“用工荒”的举措

既然“用工荒”是市场自发势力和市场价值规律的结果,那么,农民工这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群体就无疑是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市场势力”。对此,政府应采取市场的办法为其所用,积极创造条件,做好服务和引导,而不应采取行政的措施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换言之,政府的定位应是做好服务和引导工作,应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法则,顺应市场发展,推动市场成长。

第一,近期内,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例如,在全国对用工市场实行价格跟踪监测制度和价格波动公开制度,在电视上打出公益性广告,如同道路电子牌,发出前方路况警示,以使行车人避开堵车路段,定期发布全国范围的普工工资水平指数,为农民工流动做出及时与合理地引导和服务。再例如,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做好向内看的转型服务工作,提供从金融市场到信息市场的良好服务等。

第二,中期内,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加大社保新政出台力度。在所有劳动就业群体中,农民工是社保制度覆盖率最低的群体,参保率仅为17%左右,因此,农民工群体也是其福利成本占比最低的群体(即“裸工资”)。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不应成为减少其福利成本的一个借口或替代,相反,要继续做好农民工的各项社保制度改革与完善工作,扩大制度覆盖面,尽快将福利成本纳入到用工成本之中,并将其提高到一个适当的程度,促使企业从廉价用工成本型向产品自主创新型转变,以逐渐适应廉价劳动时代的终结的到来。

第三,长期内,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超乎寻常。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大影响,中国人口优势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逐渐丧失,例如,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31.1%,仅次于发达国家的32.6%,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1.9%。认真评估和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做好人口变化预测、积极迎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仅仅是应对未来企业“用工荒”的一个措施,也是保持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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